茯苓饼。吃茯苓饼时，必须关注到此中“茯苓”两字存在的意义。
近来，李大钊先生被高频率地念及，真正称得上流芳百世了。
大钊先生曾书写一联：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。他知行合一，忠于自己的信仰，故而慷慨赴死，毫无惧色，令人敬仰。
由李大钊的死而想到瞿秋白的死。
秋白先生就义时，一个记者的现场报道说：瞿秋白“至中山公园，全园为之寂静，鸟雀停息呻吟。信步至亭前，已见小菜四碟，美酒一饔。彼独坐其上，自斟自饮，谈笑自若，神色无异……”
那么，大钊先生蒙难之前又吃了什么呢？
这是个钻牛角尖的问题。答案，若要一本正经地寻找，恐怕很难如愿，往往倒是在不经意中获得——当年，李大钊有个朋友叫张篁溪，两人多有往来。李被捕之后，张设法营救，最终未果。李临刑前，张特地叫儿子张次溪给李送去了茯苓饼……
显然，茯苓饼算是大钊先生临终的吃食之一吧。
这是有案可稽的，只不过不太为人注意罢了。
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那么，人之将死，其食也真了。
人在生死关头，最希望吃到的东西，就是平时最嗜好的东西。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。
张篁溪不送烤鸭、不送爆肚，送的竟是茯苓饼，可见他深知李大钊有这个偏好。在送老友最后一程的当口，张篁溪做出了最能抚慰人心的正确选择。
李大钊先生是河北省乐亭县人，也就是从前直隶地区的人。直隶，是直接管辖的意思。京师（北京）跟直隶的关系，相当于首都对其周边一部分地区实行垂直的行政统辖。直隶地区肯定会在很多方面受到京师影响，包括食俗。
李大钊既出生于直隶，又生活于京师多年，喜欢吃茯苓饼，那是太正常不过了。
毫无疑问，李大钊和瞿秋白都是了不起的战士，并且都是食人间烟火的战士。
上海乃至南方人知晓茯苓饼的并非少数，但吃过的不算很多，原因是售卖这东西的地方太少。
很早以前，上海南京西路上的体育大厦和金门饭店之间有块小空地，上面开着几家商店，除照相馆、皮鞋店外，还有一家专门卖北京食品的商店，叫翠文斋。其所售品种不多，果脯、麻花、京果粉、萨其玛、京式月饼等。要吃到正宗的茯苓饼，非得到这家店买不可。
上海人到北京出差、旅游，能作为伴手礼带回来的，预算当中差不多总有茯苓饼。
我相信上海人中很少有人像李大钊那样钟情于此。和江南糕团相比，茯苓饼不那么好吃，也不那么难吃，仅此而已。
恐怕，这里面存在着一些误解。
李渔《闲情偶记》中说：“糕贵乎松，饼利于薄。”茯苓饼非常合乎这个黄金标准。然而，真的做到薄如蝉翼，人们往往又变得异常苛刻，以为它违背饼的初衷，不履不衫，成了耍酷的花架子。这是它不待见于南方人的一种情况。
另一种情况是，许多人对茯苓饼不以为然，纯粹出于一种偏见：两张真正薄到极致的饼皮，夹着一坨由果仁、桂花、蜂蜜、白糖等制作而成的馅料，显出很工匠、很凡尔赛的模样。可惜在他们看来，馅料本该与饼皮面积相仿的安排，被“莫名其妙”地省略了，颇有点“狗皮膏药”的嘴脸；更仿佛西餐里很大的白色盘子中央只留着很可怜的一勺土豆泥，自然而然地感觉满嘴净是一张受了潮的、白白的棉纸。
殊不知，茯苓饼的卖点，正在于那张“白纸”上。
吃货必须关注到茯苓饼中“茯苓”两字存在的意义。
古代药典上的说道不必啰嗦了，《诗经》中“山有榛，隰有苓。云谁之思？西方美人”，多么优美；“采苓采苓，首阳之巅。人之为言，苟亦无信。舍旃舍旃，苟亦无然。人之为言，胡得焉”，多有哲理。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苏辙，写过一篇《服茯苓赋》，对茯苓不吝赞词：
若夫南涧之松，拔地千尺，皮浓犀兕，根坚铁石，须发不改，苍然独立，流膏脂于黄泉，乘阴阳而固结，像鸟兽之蹲伏，类龟蛇之闭蛰，外黝黑似鳞皴，中结白而纯密。上霍莽之不犯，下蝼蚁之莫贼，经历千岁，化为琥珀，受雨露以弥坚，与日月而终毕，故能安魂魄而定心志……
此赋写得洋洋洒洒，文采斐然。
古人作赋，大多寻章摘句、雕琢堆砌、矫揉造作、言过其实。苏辙此赋，我们却要另当别论，因其自言“少而多病，夏则脾不胜食，秋则肺不胜寒。治肺则病脾，治脾则病肺。平居服药，殆不复能愈”。吃了茯苓，宿疾居然好了，怎不教苏辙文思泉涌，欣然命笔！
事实胜于雄辩。慈禧常犯心痛，后来吃到一个方丈亲手制作的数枚茯苓饼，三天后感觉不再心痛，便命御医和御厨如法炮制。
其实，茯苓饼还是不错的茶食，点点饥，吃不饱。薄，正是它的好处之一。
茯苓饼当然不是在清季才突然蹿红，金代医学家张从正《儒门事亲》曰：“茯苓四两，白面二两，水调作饼，以黄蜡煎熟。”可见它是一种很古老的饼。
关于“茯苓饼”这个名称的由来，很多信息提到因馅料或饼皮里掺了茯苓粉而得名。但更多信息只说因它的饼皮“很像国药中的云茯苓片”而得名，那就非常考验吃货的心理承受力了——据说人参和像人参的萝卜是天差地别的，那么，茯苓饼和像茯苓片的饼呢？（西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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